中国核武器的半导体：核理论学家黄祖洽传奇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黄祖洽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理论物理学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80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缔造“两弹一星”伟业的诸多科学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有着较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入理论设计阶段。当时的黄祖洽，是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两方面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在2004年黄祖洽8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上，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这样评价：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那天，前去给他祝寿的人中不乏德高望重的科学界泰斗，更有曾与他共事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黄祖洽总会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

“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黄祖洽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

每一次面临事业抉择时，上面这句话，也的确是黄祖洽所遵循的朴素原则。1980年，正处于科研事业巅峰期的他，决定在自己迈向花甲之年的人生旅途中开启全新的事业——走上大学讲台，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倾心物理的“文学少年”

在黄祖洽出版的一本名为《三杂集》的书中，收录了他中学时期所写的“少年作文十篇”。这些作文均来自60多年前的两本作文簿，由黄祖洽的母亲留存、珍藏下来，直到母亲辞世前才最终转交给他。

《月明之夜》、《爱国贵于自爱说》、《论建设心理国防之重要性》……单从篇名来看，当年那个心系天下的少年黄祖洽便已跃然纸上。

作文簿上，一篇题为《读庚信小园赋书后》的文章后，语文老师写下这样的评语：“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也。勉之望之！”

“季绳”是黄祖洽的字，老师建议他专攻文学，并寄予极高期望。然而，初露文笔锋芒的黄祖洽其实对理科更感兴趣，特别是物理。

1943年高中毕业时，黄祖洽听说西南联大物理系云集了当年最好的教授，便决心前往内地投考。他未曾料到，原本并不算遥远的一段投考之路，却因战乱充满了艰辛坎坷，直到一年后他才如愿走进理想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的4年生活，用黄祖洽自己的话说，就是“游进了知识的海洋”。期间，有数学老师曾建议他转入数学系，但他还是坚持最初的选择——物理系。

“学了物理，能够解释许多原来说不清楚的事情。”黄祖洽说，他为物理学的精确性着迷。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黄祖洽随复校的清华大学北上，继续选入物理系，1948年毕业时恰逢解放前夕。他回忆，当时北平的政府机构和有钱人纷纷南迁，市场萧条，就业困难。

“我不愿放弃物理，又没能在北平的学校或研究机构找到合适的工作，唯一的选择是考研究生。”在老师王竹溪的建议下，黄祖洽最终报考了刚刚留学回国任教于清华的钱三强的研究生。

进入清华研究院，黄祖洽先是跟随钱三强研制核乳胶，一年后又改跟彭桓武研习理论物理。彭桓武比黄祖洽大9岁，做黄祖洽的导师时刚刚34岁，已是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两人一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特殊情谊。

1950年硕士毕业，黄祖洽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半导体”书写传奇

走进近代物理所没几天，黄祖洽就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次事故——遭遇严重车祸。有半个多月时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以至有人说：“黄祖洽从此做不了理论工作了。”

“我并没有就此趴下。”黄祖洽回忆道，尽管车祸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但他当时非常性急，疗养半年后就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

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不少人叫他“黄老”。黄祖洽觉得奇怪，明明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作“黄老”了。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

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

随着身体慢慢恢复，黄祖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任务，开始与同事们一起调研核理论。忙碌的工作中，他说自己早已没有功夫去纠结年龄的问题。

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的部署，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两年后，彭桓武调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二人从师徒变为战友，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也正是在两人开始共事的1955年，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一堆一器”，即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于是，黄祖洽被分配到反应堆组，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培训。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桓武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苏联研究人员开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黄祖洽回忆，正是在这种频繁的研

讨中，他们发现了对方的设计方案存在着巨大失误。

“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百分之十以上。”黄祖洽深知，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不可怠慢。

向领导汇报、与苏联专家沟通、双方反复测算，黄祖洽计算出的反应堆临界值，最终在临界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回国后，彭桓武与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研制，原子能所按领导指示成立了“轻核理论小组”，由黄祖洽带领十几个年轻人进行氢弹预研工作。不久之后，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又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参与设计原子弹研制所

需的“状态方程”，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预研。

由此，黄祖洽得了一个“半导体”的绰号——按保密要求，他在原子能所的工作情况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以促进他们的工作；但核武器所关于原子弹的研制，却绝不能向外界有丁点透露。

与许多人一样，黄祖洽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里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两弹研制，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时隔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纪录。这一辉煌成就，无疑凝结着黄祖洽和他的同事们日夜为之奋斗的血汗。

后来，每当有人称黄祖洽是两弹功臣，他就淡淡回应道：“搞原子能、搞核武器都跟机遇有关，那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作为学理论物理的人，理所当然要参与进去。”

“杏坛二三子”

回忆自己与原子能打交道的30年时光，黄祖洽特别提到，“两弹传奇”是在他们遭受大字报围 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而创造的。

1969年，在领导完成一种新型号氢弹的设计后，黄祖洽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学习改造”。在那里，他播种、收割、养猪、种菜，还干过建筑小工。而就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

“虽然尽力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任务，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却做得不够。”黄祖洽意识到，“文 革”也将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

1980年，就在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不久，他出人意料地接过教鞭，受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那一年他56岁。

为何选择教书育人作为自己最终的事业？

“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祖洽的选择，是对“五七干校”期间自我反思的回应。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最为深刻的体会是要“教学相长”，他觉得“只有学得好了，才能教得好”。80岁寿辰纪念活动上，黄祖洽向前来祝寿的嘉宾致答谢词，仍是谦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一名学生的心态。”

在《抒怀》一诗中，黄祖洽写下“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看到青年才俊的出现，他总是满腔喜悦、心情舒畅，并把它看作从教的最大成就。而“雏燕离巢去，良才异国挪”，则是他痛惜人才流失的写照。

自1999年起，黄祖洽开始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选修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让同学们从接触物理学一开始，就生发出浓厚的兴趣。

兴趣，让黄祖洽在动荡的求学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投身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又时时不忘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一步步走来，对于这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物理学家，我们很容易想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他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