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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杂志：为何中国科研能屡创世界纪录？ 为什么近代科学舞台上，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如今能屡创佳绩？国内外专家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天时、人和、地利：近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海外求学的人才资源大量回流，中国辽阔的地域也是一个特殊的优势。 国家重视投入 “经过30多年积累，科技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已到了突破的时候，”在谈起这些成就时，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霍国庆说，科技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还是国家科技五年计划，都引导了科技突破。” 国际著名科技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也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的一个成功因素是将资金、资源和人才投入科研时一直有明确目标，并有长期计划。”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传统科技强国近来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拿科技经费“开刀”。安诺杰就提到：“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科研资金增长乏力之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助推了研发投入的大幅增长。过去20年，中国研发投入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世界首颗量子卫星诞生在中国就是一个很好案例。中国量子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潘建伟早年在奥地利师从量子研究大师安东·蔡林格。蔡林格等人曾在欧洲申请发射量子卫星，但一直未获批准。潘建伟回国后，中国的量子卫星项目很快推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新成果。 人才资源回流 人是科研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科研屡创纪录离不开科研队伍的成长和奉献。霍国庆认为：“出现了一批战略科学家，他们的眼界与视野影响了突破。” 在这方面，海外人才的回流引人瞩目。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撑起了这个大时代，也撑起了更大的梦想。 潘建伟的回国，推动了中国量子通信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曾留学日本，领导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曾在欧洲和美国工作。 辞去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放弃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谈起多年前的回国决定，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曾表示，“那只用了一个晚上”，“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 施一公回归的祖国，早已不是那个刚从积贫积弱中爬起的国家。从科研环境，到机制和人才建设，都取得长足进展。但和施一公等人一样，中国许多科研人员的归国都源自那份对祖国难以割舍的情感。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 安诺杰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大力扩大科研人员数量，这包括推出了‘千人计划’等各项措施，鼓励海外华人优秀人才回国，成功地将‘人才外流’转变为了‘人才流入’。” 辽阔地理优势 在国家重视和人才回流之外，中国科技的许多突破还得益于一个人们较少探讨的优势，那就是拥有辽阔的国土，使得许多科学实验能有合适的实施地点。在贵州平塘县建设的“天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那里有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大窝凼洼地，并且少有电磁波污染，这一独特条件让它迎来了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南山南、兴隆北，丽江古城醉；德令哈，云在飞，阿里天空美”，这首根据民谣《南山南》改编成的《南山南-量子星》中的歌词，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从事量子通信研究的副研究员张文卓。其中提到了中国量子卫星的5个地面站：新疆南山、河北兴隆、云南丽江、青海德令哈、西藏阿里。 这5个站点中4个在大西部。据了解，这既有量子纠缠分发远距离传输的需要，也因为那些地方的空气质量好，激光传输不易受雾霾等因素影响。所以，中国辽阔的地域也是量子卫星项目得以开展的一个独特优势。 在青海德令哈站，似乎能看到中国科技为何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地处偏僻，从小城德令哈开车到地面站都要1个小时，但因地理位置适合量子卫星观测，国家前几年投资在这里专门建设了量子通信实验专用观测楼和相关设备。这里的科研人员因观测需要而坚持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从下午6点到凌晨3点，但这些天轮值的李双林说：“已经习惯了。做完实验睡得香，倒是哪天不做实验可能会失眠。” 天时地利人和，使得德令哈产出了重要实验数据，小站的名字也随着此次中国量子卫星团队创下量子纠缠分发的新世界纪录而传遍全球。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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