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部分科学家科研道德高,但基础研究问题多!
回国工作已经十年,感觉似乎只是一瞬间。回顾酸甜苦辣,觉得应该写点东西。基础科学研究十年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各方面的批评一直不断,问题也确实不少。 我在欧洲学习工作10年,美国6年,其间也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世界各国的科研管理制度及其背后的习惯与逻辑都有一点了解。 基于此,我想谈谈自己对基础科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科研人员法。希望抛砖引玉,大家都来参与讨论。 我们有问题吗? 问题在哪里? 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科研及其管理没有问题。近年来,我们听到许多公开批评,更多的是圈内科研人员及管理部门官 员的私下抱怨。 综合起来,社会似乎对科研成果的产出,特别是缺少重大成果有相当的不满;学术腐 败成为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焦点;科研领导部门对人才现状、科研经费的使用不满;科研人员的不满就更多了,包括科研成果评价及SCI问题、经费不足、分配不公、学术腐 败、经费乱用,甚至公私不分等等。 这些问题,有些是全世界共同的,如科研成果评价、经费分配等;有些则是中国特色。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以几乎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由于各方面准备不足,包括人才储备、政策法规、科研传统、管理方式、习惯与水平等,以及对一些原有规则的放弃等,造成项目选择错误、人员鱼龙混杂、经费使用效率不彰、成果不如人意等各方面的问题。 目前,韩国在科研经费增长方面与我们相近。事实上,韩国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美国、欧洲和日本经过多年发展,有较好的传统和较稳定的科研支持,基本上没有我们的这些问题。 但这些国家也有另一个共同的重大问题:程度不同的经费削减。这使它们的未来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对比之下,中国的科学家应该感到幸运,有钱或钱太多总比没有钱好。事实上,我们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钱不是问题,只要你有好的设想,有时不是特别好的设想也能得到支持。这种好事不但其他国家没有,在中国恐怕也不会持续太久,也许不超过20年。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个天时? 横向比较,上世纪5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经历过这样的“大跃 进”。它们在当时采取的措施、建立的规则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科学研究大发展也伴随着管理大发展。 今天的国际惯例、方法、规则等,大多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原有的一套管理制度与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而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应对今天的形势与需求。 科学家及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共同努力,完善或建立新的科研管理体系以应对挑战。这个挑战说到底就是,如何保证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是该用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就无法评价科研产出,也无法决定科研投入。 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科学家、社会大众、领导人和管理部门并不一定有共识。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暂时的平衡,更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这是多年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科研投入的方向,其摇摆不定或含含糊糊,会严重影响科研活动与产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你这个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回答没有,下一个问题就是:能得诺贝尔奖吗?如果回答还是否定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既没有实际用途,又不能得诺贝尔奖,这个基础研究有什么用? 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各级领导、平民 百姓、知识分子、科研管理人员甚至一些科学家的心里,虽然有时候他们不一定说出来。 我们也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科学家不能只在象牙塔内自由探索,要与国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为什么什么作贡献。 这种要求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显然有问题。这句话还隐含两层对基础研究的误解:其一,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自由探索;其二,有实际用途的科研才是国家需求,基础科学不是。 什么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咬文嚼字,用我自己的话来讲,那就是发现与研究自然界的各种基本规律、收集相关知识、建立完整知识体系的(学术)活动。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更好地了解自然、理解自然,最终使人类能利用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最大的国家需求。 试想,一个大国,且不说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不能全盘掌握人类已知的所有知识及其体系,这个国家能有前途与未来吗?带过学生的都知道,要让学生掌握前沿知识、方法,必须让他做一项科研,题目本身有时并不重要,过程更重要。 基础研究有时也这样,有些研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科学家通过该过程走在本学科的前沿。说不定哪一天,国家就会大大需要。 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目标、方法、传统等等,外界不应怀疑与干预,要把选题的自由留给科学家自己,不能因选题似乎无稽而否定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 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发展,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各学科的目标是达到本学科的国际最好水平。因此,基础研究既有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也可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规划的活动。以此衡量,学科建设与学术能力是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指标。显然,这方面我们有一些问题。 (1)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基础科学研究在口头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国内外的政治家都会在公开场合强力支持基础研究。但实际上很多人是叶公好龙。在实际投入的时候,走捷径的想法也很有市场:利用人家发现的规律、知识,我们只搞应用研究,不是比较省钱吗?但这样的“捷径”行吗? 张之洞、李鸿章等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只从国外引进了钢铁、枪炮、军舰等,没有引进科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解放后,我们大力提倡与实际结合,许多人都被要求去做“有用”的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原来大多都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这样做的成绩有目共睹,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满足国家需求。 可惜的是,没有人研究其副作用:搞基础的人都去做了应用,以后怎么办?许多人感叹建国后重大创新成果缺乏,“钱学森之问”也成为舆论的热点。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轻视了基础科学研究,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与追求。吃完老本之后,现在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人才短缺的窘境。 解放后,科学事业的大发展一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但各种干扰也如影随形,从没有停止过。行政对教育的干扰,现在大家谈得很多;实际上,行政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干扰,后果也很严重。 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基础与应用的关系,研究其他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要用法律或法规的形式保证基础研究不再受干扰(有些国家把科学家的研究自由明确写入宪法),基础研究的投入应当得到保证,基础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当然可以随经济的发展而调整,但应考虑到个人很难随时转换。做了应用研究,就不太可能回到基础研究上。 我绝不反对一部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转去从事应用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关键是不能因此削弱基础科学研究,而是要及时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