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情系光学中华魂

心系报效祖国

1915年，王大珩出生于日本东京气象台附近的一个普通和式住宅里，襁褓之中随父母返回祖国。

王大珩的小名叫膺东，这个名字的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原来，1915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侵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不忘国耻！父亲王应伟因此给儿子取了这样一个小名。

王应伟是一名在数学、物理、天文等方面多有成就的学者。在他的指导下，王大珩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王大珩，就读于名师荟萃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接受物理系“重质不重量”的高水平教育。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他因此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科学研究中的实际操作。“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的王大珩希望能做一些与国防有关的工作，在老师周培源的推荐下，他前往位于南京的弹道研究所工作。不久以后，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名额，前往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成为了一名光学研究生。

王大珩在英国的指导老师是光学专家马丁，主要学习光学设计。在老师推荐下，1941年，他在《伦敦物理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令他在光学界崭露头角的学术论文《在有球差存在下的最佳焦点》。这篇文章当时被国际上誉为是对象差校正最佳方案研究中很有开创性的工作。王大珩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奠定了他后来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培养光学设计人才，乃至投身国防光学事业的初步基础。

在取得帝国理工学院理学的硕士学位后，王大珩前往谢菲尔德大学玻璃技术系，跟随玻璃学家特纳，进行玻璃的光学性质研究。这本是他攻读博士的课题。然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漂洋渡海负笈留学的学子们，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了国家强盛！王大珩曾在《我的自述》中表达过他旅英十年的情怀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一切服从祖国的需要”。

1942年，他的英国好友汉德带给他一个消息——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实验部急需找一位实验物理师，专职从事新型光学玻璃的开发研究。光学玻璃是制造一切光学仪器的基础，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没有制造光学玻璃的技术。王大珩深深感到，“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为了学习制造光学玻璃的真正本领，他毅然放弃了在读的博士学位，受聘于昌司玻璃公司，做了长达五年的实验物理师。

在这段时间里，王大珩的生活非常辛苦，每天早出晚归。为了探索被公司严格保密的光学玻璃配方，他艰难地进行了约300埚玻璃熔炼实验。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发表了多篇论文，获得了两项与光学玻璃配方有关的专利，还将其发展的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制成了商品仪器，获得了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即“包温氏奖”）。

王大珩眷念着祖国，不仅关注亲人的消息，更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命运。1946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来到英国剑桥，参加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他们与老同学王大珩见了面，尽叙别来之情。这次分手时，老朋友们作了共同的约定：随时作好回国准备，待到形势明朗后就回去，为将来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效力。1948年4月，王大珩辞去在昌司玻璃公司的职务，放弃了在英国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打造光学基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应用光学领域是一片空白——全国只有少数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光学工厂寥寥无几，没有自己生产的光学玻璃，光学仪器更是无从说起。

因仪器制造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1950年，政务院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王大珩欣然领命，于1951年被聘为仪器馆筹备处副主任，接过了国家赋予的筹备仪器馆的重任。

仪器馆原计划在北京选址，但中科院最终决定把仪器馆建在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长春。在王大珩的带领下，经历了一番艰难的筹备和创业，中科院仪器馆于1953年正式成立。

仪器馆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试制工作，令人骄傲的是，1953年仪器馆熔炼出了第一埚光学玻璃，从而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建立中国的光学仪器制造工业奠定了基础，王大珩的夙愿也得以实现。

1957年，仪器馆在早期的发展后已经掌握了必要的仪器制造技术，建立了一系列的仪器制造设备，为光学仪器工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中科院决定将仪器馆更名为“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以下简称光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