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陀螺专家——高伯龙院士

因工作出色，业务水平高，高伯龙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组织上曾对他作出如下评价：“教学效果好，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比较有声望。”他于1960年主编的约三四十万字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得到学院教务部的很高评价：“质量可与目前出版的同类书籍比较。”

参加工作以后，高伯龙对“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和做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只有多读书钻研学问，多做实际研究工作，才能报效国家。他大胆地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也因此，在中科院工作时即因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受到专门会议批评。反右时，虽经哈军工有关领导保护而未被划为右派，但在“红专大辩论”中成为“白专”典型，被冠以“高伯龙路线”在全院遭到点名批判，不久即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

“文革”中，高伯龙更是遭受磨难，曾被隔离审查，后险些被发配农村劳改。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之时时袭来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导致高伯龙罹患多种疾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气管炎转为严重的哮喘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未要求晚婚，但高伯龙迟至34岁时才经人介绍对象而结婚成家，主要原因即是他的所谓历史政治问题。

虽多年身处逆境之中，但高伯龙始终未曾泯灭科学强国的理想，始终孜孜于学术研究。其日益深厚的理论物理造诣，为他“文革”后在激光陀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激光陀螺显身手

1970年，高伯龙全家随校南迁长沙。在抱病参加两年建校劳动后，他重新走上讲台，为工农兵学员授课，并以渊博的学识和亲和力赢得学员爱戴。

不料，时至1975年，全国高校撤销基础课部，高伯龙从所在物理教研室被分配到承担激光陀螺研制任务的学院三系304教研室工作。

放弃被自己视作学术生命的理论物理研究，转而从事应用物理研究，对高伯龙是最为痛苦而艰难的。多年后，他在所撰《自述》中回顾了这一心路历程：“总结前半生，认为自己爱国、正直、正派、俭朴，工作认真负责，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为何却如此坎坷？只因为把理论物理的专业兴趣置于国家的需要之上，好比处在高山上而想学游泳，长期陷于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之中，确有根本性的缺陷。意识到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他在199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栏记者采访时，也坦露了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参加工作以后，我始终认为，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高伯龙的自信源于他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而思想转变之后，更使他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投身激光陀螺研究，很快即成为我国该领域的理论权威和领军人物，为我国在激光陀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激光陀螺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因锁区过大，得不到差频信号而中止。1971年多家单位重启研究，但因闭锁效应未能通过得不到起码的性能，研究工作徘徊不前。

高伯龙1975年参加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工作后，结合实验进行了深入理论研究，短时间内即弄清症结所在，并于1975年11月和1976年1月两次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会议上推荐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方案，并作了详尽的理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