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量子“纠缠”的青年科学家
1900年,德国。42岁的普朗克首次提出“量子论”,曾经坚不可摧的牛顿力学大厦,被一束来自微观世界的光探出罅隙。100多年后,中国。“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站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新起点,我国量子科技捷报频传,已成为国际量子科研版图上的重要力量。 这些成绩背后,是一群心怀“国之大者”的青年科学家,他们用青春砥砺报国之志、勇攀科技高峰,成为我国量子研究领域的“天团”。 “搞科研,失败是家常便饭” “教科书上看到的成功只是偶发事件,失败才是常态。”39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荣星说,如何面对失败,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他笑道。 22岁前,荣星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找不到“失败”二字。2001年,18岁的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后又被保送本校硕博连读。 2005年,读研一的荣星选择科学仪器作为研究方向,开始了和量子的无限“纠缠”。他满怀憧憬地跨入这条赛道,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荣星在实验室工作。 “仪器功能受限、方案被反复推翻、实验结果不及预期……”荣星说,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因为缺少实验仪器和实验样品,连做实验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十年一瞬,荣星熬过了一个个不眠夜和一次次失败。经过努力,他和同事们利用自主研制的磁共振装备,实现了目前国际最高精度的自旋操控。“科学研究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永远没有尽头。”荣星说,作为青年科学家,要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书写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 “让科技成果服务更多人” 2009年,刚迈入而立之年的青年科学家孙方稳做了一个可能改变一生的选择。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出站后,他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回到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当时没想那么多,因为郭老师希望我回来。”孙方稳说。他口中的“郭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 选择,从1997年开始。 那一年,孙方稳高考。“除了物理发挥正常,数学和化学的成绩都不理想。”他说。即使这样,他仍以高分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选择专业时,他不假思索地选了“发挥正常”的物理专业。 4年本科求索,6年研究生生涯,博士毕业那年,他又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郭老师的支持和对科研的热爱,让他真正投身量子传感领域,不断学习、研究、深造。 回国那年,他许了个愿:再过10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0年后,愿望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