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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严重缺位？ 部分高校撤掉科技史专业的背后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依然薄弱。”谈到现状，受访专家一致表示。 起步晚是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成立了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其研究重点是西方近现代科技史。几年后，工作重心才逐步转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1991年，由科学史学家董光璧先生撰写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出版。后来，他带领一批学者撰写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1995年出版）。这两部书成为推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才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到现在也就二三十年。”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做历史研究，获取第一手史料是关键。“档案还没完全开放，第一手的材料难以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王扬宗告诉记者，“仅靠宣传品、报纸、杂志做研究，客观性难以保证。尤其对于重大问题，还有很多的禁区。” 就科技史学科发展而言，中国2000多所大学中，仅有十几所大学有资格授予科技史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刘兵说，科技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由于科技史是小学科，在各种评估中不具竞争力，又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部分学校撤掉了科技史学科点。 张柏春呼吁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史学科。“这是提高人文情怀、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科学事业自20世纪以来发展迅速，相比于古代科技史研究，对这100年的研究还是太少了，而这100年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王扬宗说。 “懂历史、懂科技”的人才难求 在科技史学家们看来，杨振宁先生确实指出了问题，但并非“一塌糊涂”，且一些粗糙的作品未必出自科技史学者之手。 2000年至2003年，科学史所启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动员了110余位学者通力合作，有力促进了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张柏春告诉记者，该项目的主要成果被编撰成《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47册），“梳理了一些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史实，对诸多问题作了阐释”。 再比如，学界对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的工作、沈鸿主持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工作、航天科技的发展等都有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史料整理和口述史工作也很活跃。 张柏春说：“杨先生的关注也许会让人们更加重视科学史，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知识传播。”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潜力很大，有海量的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但谁来做这种冷门工作？科技史研究的人才队伍问题让张柏春有些担忧，“不是科学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科学史所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也是世界三大科技史专业研究所之一。不过，科技史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里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全国职业科技史研究人员大约有300名，此外还有一些兼职学者。 有网友留言表示，“愿意余生做科技史研究，如果能提供稳定的岗位，然而，这个‘如果’却解决不了。” 在张柏春看来，科技史研究专业性强。这个学科也是有“门槛”的，规范的史学训练是必需的，科技知识也是必要的。“看得懂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工作，才有利于从知识内涵上做分析，还要坐得了冷板凳。”他说，“人才可遇不可求，毕业生不易找到工作，而用人单位不易招聘到合适的毕业生。” “跟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宏大事业相比，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队伍规模太小了。”张柏春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有岗位、有资金支持以培养人才。 研究科技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科学技术史是连接科技与历史的桥梁，“以史为镜”，为未来“正衣冠”。“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更好地理解在历史上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刘兵说。 “在现有的条件下，推动科技史研究发展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做的。”王扬宗表示，最关键的是努力坚持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不能成为各种各样政策和宣传的附庸。“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予人教益，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尤其对于有争议的科学人物和事件，更需要“实事求是”。刘兵认为，之所以存在争议，一方面是没有研究清楚历史事实，人们产生“想当然”的想法；另一方面历史是复杂的，学界对其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存在争议是正常的。“恰恰是有争议，才体现了科学史研究对问题理解的重要性。” 张柏春指出，历史研究既不必专注于树功德碑，也不必特意立耻辱柱，只须实事求是。“将事件和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澄清史实，作出理性的阐释。” 学术研究无止境，科技史研究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视角。“它永远处在逼近真实和真理的路上。”张柏春说。（稿源：中国科学报）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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