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jia80 |
2011-08-04 15:51 |
王大珩先生自述: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民族苦难时期的青少年经历 {KW&wsI o%vIkXw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 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sqm%iyC=q Q'FX:[@x-S 1936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由老师带领同学南下作修学旅行。在火车途经天津时,遇到一伙日本浪人,竟野蛮地把我们乘客从客车上赶下来,装上他们的走私货物。这时,我们已尝到了做亡 国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终生难忘啊! M3hy5j(b wk-Mu\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是“八一三”上海保卫战。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时,我参加了国民政府兵工署的工作。由于抗日失利,从南京撤退到长沙。我和群众一起唱着“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那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进行残 暴大屠 杀的时候。 R=2
gtW"r 0|],d?-h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蚕食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9<,3IJe6 0z#l0-NdQ 在光学被看做要害技术的日子里 bl(BA}< ;y:#S^|?-z 1938年,我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是在英国度过的。我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攻读技术光学研究生,于194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 vG'vgUo ^U0apI 在强权政治的环境中,光学的前沿技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竭尽保密之能事。正是因为受到这种国际环境的启示,我于1941年春,进入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我的英国同学告诉我,英国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担任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我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到该公司工作。 wo,""=l ;n yB 我在这家公司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物理师。虽然不许我进入生产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F!z! :yp OhA^UP01- 有了用武之地 f9h:"Dnzin Ktg&G<%J0 1948年,我回到祖国。我在1949年3月28日到达大连,参加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创建工作。当时物质匮乏,办学条件是极困难的,学生做实验没有仪器设备。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我和教师们亲自动手制作,许多实验仪器器材只能到旧货市场去找,边开实验边制作。 @oe3i pHI%jHHJ 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部委的领导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我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上级领导及多方支持下,1951年在长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其后经过发展、整合,1976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经过群策群力,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从事应用光学及光学工程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科研发展基地。该所分出了若干机构,也都已壮大成长。 ')5jllxv d&GK | |